麦克迈克尔在逐一拜访各州后,利用当时苏丹们地位不稳的弱点,通过威逼利诱,在短时间内就让九位统治者都在转让主权的条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麦克迈克尔条约”。
然而,苏丹们签字后很快就后悔了,只是因为,在英国人的构想中,还要对非原住民的外来人员赋予公民权。
这在当时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眼中,可就不仅意味着王权的终结,更是被视为马来人彻底丧失了对自己土地的主人地位,于是,民间的反对声浪飞速袭来,苏丹们也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
1946年4月1日,是英国人预定正式宣告“马来亚联邦”成立的日子,可就在典礼开始前,九位马来统治者却用自己的行动与英国展开了最后的博弈。
在民意与尊严的双重压力下,九位苏丹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那就是集体“跳票”就职典礼!
这种无声的抗议,效果无疑是显著的。
苏丹们的缺席,直接宣告了“马来亚联邦”在政治合法性上的破产,而苏丹们的共同反抗,也迫使傲慢的大英帝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两年后的1948年,“马来亚联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恢复了苏丹主权地位的“马来亚联合邦”。
正是这场极限拉扯的博弈,才保全了这九个王位,更是确立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逻辑,那就是马来统治者的合法性,不再仅仅来源于血统或英国人的承认,更要来源于马来民众的支持。
此举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杜绝了英国殖民者干涉马来政治的权利,也是马来人在争取民族独立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过,这也给1957年马来西亚的独立建国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九个州的君主个个都是拥有几百年法统的“地头蛇”,谁也不服谁,那新国家的最高元首又该由谁来担当?
为了避免内讧,马来西亚的国父们发挥了极具智慧的创造力,那就是既然争不清楚,便采用轮流坐庄的方案,每人当五年,于是,“九日凌空”的创举就这样诞生了……
时移世易
虽然他们这种轮值的方式,也算是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但最根本的问题,却依旧没有解决,那就是这些保留了尊荣的苏丹们,不仅拥有崇高的权利,还享受着人民的供养。
英国早已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国王想要保留特权,就要甘当吉祥物,不然,国家的现代性从何处体现?革命到头来不也成革了个寂寞?
因此,为了堵住“悠悠众口”,马来西亚后来搞出了《王室俸禄法》以及后续一系列修正案,来对最高元首的待遇进行限制。
于是,最高元首的基本工资就被定在了每年11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87万元。
这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数字上虽也算是体面,但也仅仅就是“中规中矩”的程度,毕竟,特朗普前段时间修白宫就花了2亿美元,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国王们真的堪称“廉洁”。
可问题是,放眼世界都能用“廉洁”形容了,皇室们又怎么会满足用这样一笔微薄的工资来支持自己的日常花销呢?
因此,马来西亚苏丹们的财富,便显然不会再只是来自这笔“死工资”,更是开始搞起了家族资产、土地所有权和商业投资。
借助手中的权力,苏丹们毫不客气地将自己打造成了“商业大亨”与“封建君主”的结合体。
以2024年登基的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为例,据估算,其家族资产保守估计高达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多亿,投资版图更是横跨电信、发电厂、房地产等核心领域。
而这种巨大的经济独立性,也使他们在面对联邦政府时,拥有了远超普通虚位君主的底气。
只是,这份底气确实匹配苏丹们的皇室身份了,但却让民选出来的国家领袖感到了严重的不安,对1981年上台的平民总理马哈蒂尔来说,他无法容忍王权成为国家行政效率的绊脚石。
于是,在1983年马哈蒂尔打响了反抗苏丹的第一枪。
起因是按照当时的宪法,国会通过的法案需要国王签字才能生效,虽然惯例上国王不能拒绝,但理论上如果国王无限期拖延,法案就会胎死腹中。
而马哈蒂尔就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做出了如果国王在15天内不签字,法案就将自动生效的规定。
此举,无疑触动到了国王们的逆鳞,于是,当时的统治者坚决拒绝签字,双方就此陷入了长达数月的僵局。
为了倒逼王室就范,马哈蒂尔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宣传战。
虽然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报这些国王的“身份证号”,但通过其将“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对立起来的行为,就知道这是企图“挟民意以令苏丹”,在马来社会引发了剧烈的震动。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依然归国王,但关于法案自动生效的条款,王室做了让步,期限延长至30-60天,并原则上同意了“默认方案”。
如果说1983年政府与皇室还停留在“文斗”阶段,那么,10年后的1993年宪政危机,则就是将人民与王室的斗争提到了“武斗”的层面。
1992年,柔佛州王储在一场比赛中,因为输球竟然殴打了对方的守门员,这一暴行导致柔佛州的队伍遭到禁赛,结果居然引发了柔佛州苏丹的震怒,进而施压各学校队伍退出比赛。
这种皇室以势压人的做法,无疑激起了民愤,于是,一位名叫道格拉斯·戈麦斯的学校曲棍球教练站了出来,公开批评这种“被迫退赛”的行为。
结果,他被召进了柔佛王宫,不仅受到了训斥,还惨遭殴打,虽然他知道宪法规定统治者拥有完全的“法律豁免权”,但事后越想越气的道格拉斯,还是带着满身淤青去验伤并报了警。
而关键的转折点,就出现在此时,道格拉斯的儿子布莱恩·戈麦斯,打了一通至关重要的电话,他不仅联系了媒体,更是据说还知会了美国大使馆。
总理马哈蒂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刻在国会上发表演讲,痛陈“王室成员不能凌驾于法律”的重要性。
在官方媒体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地报道王室成员的奢靡和滥权行为后,长久以来的禁忌终于被打破,民意彻底沸腾。
然后,国会也趁机迅速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统治者在个人行为上的法律豁免权,并设立“特别法庭”,专门审理涉及统治者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这是一场彻底改变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革命,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苏丹,从此跌落神坛,虽然特别法庭的门槛依旧很高,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却被确立了下来。
可戏剧化的是,明明马哈蒂尔在这场战役中大获全胜,却也没能给马来西亚的政治带来全新的未来,后来发生的反转,恰恰体现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政治的独特性……
历史回眸
没人能想到,当马哈蒂尔在2003年卸任后,随之而来的却是马来西亚政坛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动荡的局面,而原因,同样充满着戏谑:
其实不难想见,当马哈蒂尔决定以“凡人之躯”对抗“皇族”之时,就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强人”。
但这样的“强人政治”,想要保持并延续下去,往往要比国王选定继承人还要困难。
而这个结果就是,在马哈蒂尔削弱了司法、皇室和党内制衡机制后,脱离了威望和手腕的继任者很快便迎来了政府运转失灵的局面。
可偏偏马哈蒂尔还是一个极具控制欲的角色,“退而不休”的他在对现政府感到不满之际,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攻击,这就进一步导致继任者中无人能坚持长期政策来稳固政局。
失去了马哈蒂尔的铁腕集权,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而当经济增长无法再成为执政的唯一合法来源之时,马来西亚的政治不可避免就陷入了分裂的僵局。
为了争夺选民选票,各政党开始在宗教保守主义上“内卷”,这导致了世俗化力量与宗教保守力量的剧烈拉扯,使得政坛难以形成稳定的中间派。
随着华人和印度人等非本土群体的选票大量流向反对党,执政联盟为了保住基本盘,更是效仿西方搞起了极端排外的种族主义论调,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族群撕裂,社会共识也难以达成。
于是,在2018年的大选后,马来西亚的政局陷入了“战国时代”,希盟、国盟、国阵三大阵营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一方能单独过半。
在此基础上,议员为了利益更是频繁跳槽,国家时常陷入无政府状态,2020到2022年短短3年间,马来西亚连换三任总理,正是这种混乱的最直观体现。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知所措的人民只能将目光再次投向了皇宫。
而时任最高元首苏丹的阿卜杜拉也不负众望,通过一对一“面试”222名国会议员的方式,硬是整合了分散的政治力量,并顺带挽回了王室的民间声望。
最终,在国王对政治僵局的极限仲裁下,马来西亚的政局渐趋稳定。
这几次危机处理,也让马来西亚人意识到,在政客们争权夺利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之时,国王恰恰能成为唯一的“稳定器”。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甚至扭转了二十年前对王室的看法,认为相比于其带来的政治稳定和文化认同,付诸金钱供养皇室作为“保险费”,也不是不能接受。
于是,曾被尊重又遭厌恶的国王们,就以这样一种戏谑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国家政治的台前……
当我们回顾马来西亚皇室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们的掌权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更是一种政治妥协的智慧。
从对英国殖民者的抗争,到1993年面对马哈蒂尔铁腕时的退让,再到2020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九大王室无疑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韧性。
他们一边掌控宗教话语权,巩固了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神圣地位,一边又通过庞大的商业帝国,确保了不依赖于政府的经济底气。
当民选的政客们为了选票争得不可开交,甚至让国家陷入停摆之时,这些坐在国家皇宫里的轮值君主,反而成为了最后一道防线。
从这个层面来讲,就算马来西亚的九王政治,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发展潮流,也一定是现阶段最适合马来西亚的答案。
这或许恰恰证明了政治生态中最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从来都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制度”,只有最适合自己国情,才是的真正的“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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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何马来西亚拥有多皇室体系?》[OL]澎湃新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